江南赏析浅析史记刺客列传中刺客的悲剧性

悲剧作为人类生活的永恒伴侣始终对心灵有着很强的作用力。悲剧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悲剧指戏剧中的悲剧，广义的悲剧指文学艺术中一切具有悲剧性质的作品。就广义的悲剧而言，司马迁在《史记》中就塑造了一系列形象鲜明的悲剧人物。据韩兆琦《史记评议赏析》一书中统计，《史记》全书写了大约一百二十多个大大小小的悲剧人物，而这些悲剧人物并未引起社会的足够重视，除却少数几位如项羽、韩信等外。太史公认为这有失公正，他们不应被忽略和淡忘，这样司马迁在为其鸣不平的同时，更给予这些形象以近乎不朽的深远意义。司马迁看重的是他们那视死如归的行为本身和十分纯洁的行为动机，而与行为的功效无关，符合这些条件而作者又特别推崇的就是《刺客列传》。《史记·刺客列传》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将刺客作为一种具有特殊人格风范进行典型化塑造的作品，作品成功塑造了五位刺客形象即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由于他们采取的手段多是暗杀，不算光明磊落，而且其行为常跟政治联系在一起，所以他们历来就饱受人们的批评，而这种以是否有利于国家作为批评标准明显带有功利色彩，也并非作者本意，因此我们必须把握他们的精神实质。也许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刺客并未被所有人认可和理解，但他们的精神却毫不例外地感动着人们，因为他们实践着“士为知己者死”的诺言。他们见证了钟子期与伯牙的知己之谊，然而他们却是悲剧人物，他们有自己的悲剧表现以及形成悲剧的原因。

一、悲剧的表现

司马迁将列传分为专传、合传、附传、类传四种。《刺客列传》是属于其中的类传，采用这种方式为人物作传是司马迁的首创，这一类的传文是按行事相类或属性相同加以编排的。《刺客列传》所写五个人虽年代相距久远，上下有四百年的历史，然他们都要依附于某个集团，都以刺杀为手段，都实施了“士为知己者死”的行为，更加引人注目的是他们还有共同的悲剧表现。

首先，五位刺客的悲剧表现在最终结局上。《刺客列传》中除曹沫以外,专诸、豫让、聂政、荆轲都没有逃脱以死赴义的悲剧命运。专诸是由伍子胥推荐给吴公子光的，公子光以客礼相待，当吴王来赴宴时，他抽出预先放入鱼腹里的匕首将其击杀，自己则被吴王左右杀死；豫让曾事范氏和中行氏，未得器重，后事智伯“智伯甚尊宠之”，由此豫让感恩于心，当赵襄子联合韩、魏谋灭智伯后，他决心为智伯报仇。先是改名换姓为判刑服役之徒，混入赵府行刺未成，赵见其坦告来意，且为故主报仇义勇可嘉，就放了他。为了行刺,豫让又“漆身为厉,吞炭为哑,使形状不可知，行乞于市，其妻不识也”，事不成后，他请求赵襄子同意让他击衣三下，在聊致报仇之意后伏剑自杀；聂政母在时其婉言拒绝严仲子的要求，母去世后，主动要求为其刺杀仇敌，成功后他“因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荆轲死的场面更为悲壮，秦王以剑“击荆轲，断其左股。荆轲废，乃引其匕首掷秦王，秦王复击轲，轲被八创，怒叱秦王而死”。

其次，表现在其悲壮行为即“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反抗上。刺客在行刺之前,心里也很清楚，自己在行动后会付出生命的代价，但刺客并没有因此而感到胆怯和畏惧，早已怀了必死之心。曹沫劫持齐桓公后，下坛，颜色不变，辞令如故，他但凡有些怕死的念头，就不可能做的如此镇定；专诸行刺吴王僚时僚声势宏大，其兵士从宫廷一直到光的家中，手拿长铍，排列有序，所有门户台阶左右各处都是他的亲戚，能够对国内外形式分析透彻的专诸，当然知道此局就算刺杀成功，命亦不保，可他仍坚持将这个赴死的任务从容完成；豫让为智伯报仇，言“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仇而死”，怀了必死之心；再如荆轲，去的时候就没想过自己要活着回来，“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是一种风度，一种决心，一种修养，怕死的人不可能很镇定地完成这个任务。秦舞阳杀死过人，可他杀人的动机是求生心切不得已而为之，不像刺客怀有死的心理准备，所以在秦庭秦舞阳色变振恐，而荆轲却能“顾笑”，实在不是胆大胆小的问题，而在于是否怀有必死之心。鲁迅先生曾言：“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刺客生命的自我牺牲远比苟活者的偷生有价值得多，这种反抗绝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行为永远值得歌颂。

第三，刺客悲剧表现在对“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魅力的追求上。“士为知己者死”的文化观念源远流长。所谓知己，指“双方地位平等或在精神人格上平等，行为不受外物役使，不因外界条件的改变而改变对对方的态度，思想上相沟通，可因理解而无限宽容对方，也可相羡慕而产生相知之实，从而有以死相报之行为”。这种真挚情谊在我国历史上古已有之，例如《楚辞·九歌·少司命》中“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传达一种心心相印的情意。《吕氏春秋·本味》中记载的伯牙与钟子期的千古知音佳话，更让人思慕。到春秋战国时期已明确提出了“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的口号。五位刺客正是生活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受这种文化的熏陶，都有拼将一死报知己的决心。曹沫三败北，鲁庄公并未处罚他，继续让他带兵，庄公的做法并不是贪图什么利益，而是对知己的一种信任，一种不言自明，而曹沫为报知己的这种情谊，冒死劫桓公，将失去的土地夺了回来；豫让明确表达“士为知己者死”的人生信念，智伯尊宠豫让，并不抱有具体的利用目的，而是赏识豫让的才能气质，豫让并非仅凭奴才忠于主子的观念殉死，而是以不卑不亢的态度，明确地“因智伯知我”而必为之报仇。关于专诸、聂政、荆轲三人，人们颇多微词，认为专诸与公子光，聂政与严仲子、荆轲与太子丹的关系是一种物质利益交换关系，并不是真正的知己。然而“从中国人的深层文化结构来看，中国人的良知系统把人分成‘身’与‘心’的设计，‘心’的表现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照顾与关怀，而这种照顾与关怀的对象就是彼此的‘身’，能照顾人‘身’者，就可以得人‘心’”。并且几位刺客也不会为了一点物质利益而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所以说他们愿意放弃生命，杀身成仁的根源就是司马迁自己所说的“立意皎然，不欺其志”，“立意”即为知己者死的决心意气。总之五位刺客尤其在需要自己的时候都能为知己赴汤蹈火。这种行为与当时的“士不遇”现象有关，作为刺客他们特别留意时代风云变化，热切地期待社会能发现他们的价值，他们渴望自身得到认可，可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没有人发现他们，认同他们，一旦有人对之加以礼遇和尊重，他们就以之为知己，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了对方。他们如此渴望自身存在的社会价值，一旦这种价值得到认可，他们就会以万分的热情和执着去回报知己。聂政正是得到严仲子的不同寻常的恩遇才为之卖命；豫让正是因为智伯的相知与尊重才以死报知己。他们的这种极端的做法，也是对当时现象的反抗，当时的环境不仅是作为刺客的他们毫无出路，就是那些有才有识的人物亦是空有满腔的热情，却只能借酒销愁，郁郁终生。由此可见他们的反抗不仅代表着这一个阶层，还代表整个社会上的有志之士，反抗的意义更为深渊和高大，反抗的形式就是对“士为知己者死”的魅力追求，他们的这种反抗，这种追求的代价却是巨大的，决定了他们悲剧的一生。

二、悲剧的原因

五位刺客的悲剧表现令人肃然起敬，不得不让人深思造成他们悲剧的原因。恩格斯认为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冲突”。《史记》既不像古希腊悲剧那样特别强调命运的作用，也不像法国、英国悲剧那样片面突出个人性格，相反，它扎扎实实地描写现实问题，展现复杂的社会原因和更深层次上的文化根源。《刺客列传》中五位刺客的悲剧原因除与社会、文化有关外，更多的与悲剧主体自身的性格因素有关。因此，本文将从两大方面入手寻找根源：一是主体生活的历史环境包括政治与文化；二是主体本身包括性格、地位等方面。这样才能真正窥探出他们悲剧的原因。

(一)环境因素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生活环境，环境是影响一个人一生的重要因素，它以潜移默化的形式左右着人的路程。

首先，五位刺客生活的政治环境是中国历史的春秋战国时期，恰是我国社会形态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乃至最终确立的时期，当时的政治局面是诸侯并立、兼并战争爆发，诸侯王之间争权夺霸，权臣们之间尔虞我诈，刺客正是在这种大动荡大变革时代相继登场。五位刺客中除聂政外，其它的都或多或少地与当时的兼并战争有关，曹沫事同齐、鲁争霸直接相关；专诸事虽缘于吴国的内部争斗，但其中也有吴楚之战的背景；豫让事与韩、赵、魏、智四家争夺原属晋国的土地战争有关；荆轲事当然更为突出，直接就发生在战国末期秦并四海的称霸战争的大背景中。这种政治背景增加了对刺客的需求量，各诸侯需要有武力的刺客们执行计划，需要有人保护自己并且勇于为自己献身。客观数量的增加要求主体质量的提高，不仅需要你尚武 ，还要求你有一定的道德修养，尚义尚节，而符合这样要求的人则极其稀少，作为统治者不得不“屈尊”而求之。几位刺客都满足了统治者的要求。曹沫劫齐桓公，直接的政治利益就是复得已陷侵地，间接的收获就是加深了曹沫与庄公的知己之谊，曹沫 尚节的高尚情操更是表现的淋漓尽致，武与义的完美融合恰恰符合了桓公的要求，他是唯一适合劫持的对象；公子光早欲杀吴王僚以夺得应属于自己的王位，得专诸对之甚厚因知其非一般勇夫，乃义人也，可以为自己执行刺杀任务并且不会出卖自己。以自己稍微的“屈尊”来换取专诸的以死相报，最终达到政治目的；聂政与专诸的情况相类，严仲子与侠累有隙，严怕被杀，寻找刺客先下手刺杀侠累，以百金为聂政母寿得政身，以政命换来自己的生命与知人善任的美名；最突出的与政治关系密切的就是荆轲刺秦，太子丹所在燕国已受到秦国的威胁，燕国弱小无力与之抗衡，唯一的方法就是刺杀秦王，所谓擒贼先擒王，刺杀者必须有非人的智慧与胆量以及高尚的情操，最终寻到荆轲，荆轲不负众望，以死赴义。无论曹沫、专诸还是聂政、荆轲，由于符合了统治者的政治要求，也由于本身所具有的闪光品质导致了悲剧的产生。

其次，五位刺客生活的文化环境。当时中国社会是一个礼制的社会，长期形成的社会礼法规范以及传统理念对人思想意识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刺客也毫不例外地受到影响。传统文化中的礼，其内容和基本原则是充分承认存在于社会各个阶层的亲疏、尊卑、长幼分异的合理性，并且还为人们制定了一整套行为规范“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君仁、臣忠”，成为人们具体的行动指南，这种文化已深入每个人的骨血中。五位刺客正是传统礼法所规定的以行为规范来实践的典范，他们虽然行为不同，但为知己赴汤蹈火的精神却是传统礼制影响而形成的。儒家文化讲究“修身、齐家、平天下”，这个“家”的观念非常重，在家做到“父慈、子孝”，将“家”这个概念进一步扩展就是“君仁、臣忠”，做臣子的必须绝对忠诚于自己的主子，有必要时甚至不惜自己身家性命。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的滋养下，曹沫才拼死劫齐桓公以报庄公的知遇之恩；豫让才不惜以自残的形式来忠于自己的主公；聂政母在而拒严仲子体现为孝，母去世后主动要求去刺杀仇人，体现其忠。这种文化对刺客主体的深层刺激足以让其表现忠诚的一面，然而当时的社会环境与所有时期的社会环境一样，需要有人来识别他们，来承认他们，即上文提到的“士不遇”现象非常严重，人们的孤独意识非常沉重，人对知己的渴求也非常强烈，刺客的特殊职业更要求他们寻求知己来倾诉心声，表达志向，并且“士为知己者死”的要求响遍各地，追求的人比比皆是，而成功的却寥寥无几，刺客也是追求者之中的一份子。

这种深层的思想文化滋养与政治环境对人的强烈要求两者合二为一造就了刺客悲剧的环境因素。

(二)主观因素

首先，刺客本身地位的卑微性。刺客，是以突袭手段毁灭特定对象的杀手。这种身份地位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不高，甚至很低，再追溯刺客的渊源更能说明问题。刺客的最原始身份应追到一个古远的时代，经多数学者肯定指出“士”最初是武士，经过春秋战国时期激烈的社会变动“士”开始分化、蜕变，造成文武分化，文士中有口才、善于审时度势的人，奔走于各国之间成为策士；善于研究学问、设馆授徒、讲学走天下之人成为学士；武士大多文化修养不高，又没有多少赀财，只能勉强糊口度日，空有一股凌云之志、报国热血，他们也渴望实现辉煌的人生，建立不朽的功业，得到社会的认可，可总是没有机会。豫让先后事范氏及中行氏未得重用，最后才找到智伯；荆轲游说卫元君，卫元君不用，游说鲁勾践，勾践怒而斥之，荆轲只得日日喝酒，苦闷发愁。与此同时，春秋战国时期“养士”之风盛行，贵族“养士”或者寻求笼络他所需要的人，多与“辅助夺权”或“兼并战争”的需要有关，于是武士欲伸之志与贵族用士之风相契合，造就了天下间第一种激烈人——刺客。

共 8426 字 2 页 转到页 【编者按】首先，作者在文中肯定了刺客的悲剧性，以“士为知己者死”为论点展开分析。从悲剧的表现和悲剧的原因两大方面进行了准确的分析。《刺客列传》中除曹沫以外,专诸、豫让、聂政、荆轲都没有逃脱以死赴义的悲剧命运。但是，他们的存在，他们的壮举，还是推动者历史的车轮变迁沉浮。个人性格，职业的选择，社会的特性，都无疑的注定了刺客悲剧的产生。那个侥幸的曹沫，也只是特殊中的一个特殊而已。就像作者在文中所说，没有他们，历史也许会重演，但也正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更替，才有了推陈出新，所以说，影响是有的，而且，很大。他们，是和历史相关的，名垂千古的刺客。他们身上的闪光点也值得我们学习。那种传统的孝之道精神，如果和我们现在的某些人比起来，那是自愧不如的。觉得，经济的繁荣造就着人心的冷漠。但相信，我们这个和谐的社会，有这些历史的镜子，有这些引以为豪的英雄之气，我们在为他们感到悲哀的同时，是应该吸取其精华，吸取其精神的内涵。文章资料详实，有理有据，分析到位，可见，作者是下了一番工夫的。欣赏佳作并推荐。——：哪里天涯。【江山部精品推荐 】

1楼文友： 22:05:00 详实的资料，精准的分析，一篇可读性极强的赏析。

2楼文友： 22:06:01 引以为豪的英雄之气，值得我们学习的精神内涵。问好作者，祝创作愉快！

楼文友： 17:00:26 佳作欣赏，问好朋友，祝福安好！ 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

4楼文友： 20:56:26 分析精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