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进步是与人性发展同步的了

“文学的进步是与人性发展同步的”，章培恒始终坚持这一观点。这位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终生的教授，在1989年左右就开始了这样的思考。他认为，笼统地提文学的政治性并不能解决文学问题，而人性发展才是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

但因为国美体系内部的复杂性和决策的片面性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他与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骆玉明共同主编《中国文学史》，主张“宁可不出版，也不要写那些人云亦云的东西”。他们注意区分文学与非文学作品，比如有些作品即便在当时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但本身文学属性不足，便不在书写之列。“例如韩愈的《原道》《原毁》……这类作品应该写进思想史，而不是文学史。”章培恒曾坦言，以此标准，此前游国恩、余冠英等分别编著的《中国文学史》，都“明显具有政治功利色彩，即并非冷静地观察和分析中国文学发生、发展、演变的过程，而是力图用文学现象来证明某种既定的文艺观。”

《中国文学史》在1996年出版，三卷本共百万言，未面市时便有5万套订购。章培恒仍认为此版过于偏重内容论述，艺术特色分析相对薄弱，且此前坚持的“人性论”未能贯穿全书。他花了近十年时间重新修订，几乎深入了每个章节的写作，至2006年，三卷本《中国文学史新著》全部完成。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评价说，这是“一部尽可能完美、能完整体现他对中国文学史的思考和探索的作品”。

他不盲从流行观点而坚持主见的性格由来已久，一生多因坦率直言而遭遇挫折。

1954年在复旦毕业之初，他留校担任中文系的教师党支部书记。复旦大学中文系吴中杰教授的回忆，章培恒当时“讲话常带幽默感，喜欢开玩笑，简直不像个领导干部”。

他虽然做着政治工作，却似完全不懂政治。1954年底，《人民》发表当时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文联的讲话《我们必须战斗》。这是高层授意全面批判胡风的信号，文学工作者都在认真领会，惟恐犯错。章培恒却写了一篇针对周扬的反驳文章，投给《人民》。文章没能发表，但他的政治表现被挂上了一笔账。

祸不单行。当时《文艺月报》批评路翎小说《洼地上的战役》，章培恒有不同看法，便写了一篇文章，并向在出版社工作的老同学王幸祥大致介绍了内容。王幸祥很欣赏章的见解，把这事讲给社里的一位听。这位的革命警惕性很高，马上写了一篇《感情问题及其他》来批判这篇没有发表的文章。出版社把这材料转到复旦来，这也成为章培恒的罪状。当时“胡风案”牵连甚广，章也不擅应对，1955年11月，他被定为“胡风分子”开除党籍。直至1979年，错误才被更正。恢复党籍后，他还一次性补缴了24年的党费。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开除出党期间，章培恒被调到复旦大学图书馆参考研究室工作，得到室主任吴杰的悉心指导。吴是日本史专家，在版本目录学上也有较深的造诣。章培恒在这里打下了版本目录学的基础，开始了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系统研究。期间他曾参加《古籍简目》的编纂，还编过一篇德国诗人海涅的年谱。

不久，他被调回中文系做教师，成为蒋天枢教授的助教。蒋是文史学界巨擘陈寅恪先生最信赖的门人，治学严谨而不轻于著述。他对章培恒的指导也严格遵循自己的道路，由小学、史学入手。这是一条艰难的道路，但由此可以奠定坚实的基础。蒋天枢给章培恒订了个三年读书计划。章培恒刻苦研读，几乎到了蓬头垢面的地步。那时他胡子不常刮，头发不常理，显得很老态。同辈青年教师戏称他为“章培老”或“培老”，他也似应非应，一笑置之。章培恒的文史研究很快取得成就。他的代表作是《洪昇年谱》，书稿在1962年完成，但出版一直到1979年他恢复党籍之后。

1999年章培恒被查出癌症，但他在病房中也坚持工作，《中国文学史新著》的统稿工作则全部在住院期间完成。笔者2007年底曾面访章先生。当时他大病未愈，但西装革履，头发一丝不苟。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是刚换上的行头，他便腼腆地笑笑。此情此景犹在眼前，而今这笑容已经永远凝固在一幅相框里。

作者为复旦大学学院博士生

（：刘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