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星写作不为名利为自由牛

众所周知，天下霸唱的代表作《鬼吹灯》曾风靡华语世界，之前的作品无一不是延续着古...

很长时间以来，刘心武与《红楼梦》这个标签一直形影不离，他并不抗拒“红学家”的头...

徐星：我只做过一份官家的工作，就是扫地的清洁工。在北京和平门全聚德烤鸭店。因为我表现不好，被踢出来了，我现在都很惋惜。

冯唐：当时你怎么想起来写小说呢？在扫地期间还是在扫地之后？

徐星：我从小是文学少年，到今天还热爱文学，不然的话也不会这么傻。当时我在外地生活了很长时间，插队啊等等，生活经历比较复杂。

我插队在一个大山沟里，当兵是相对比较封闭的一个环境，直到1981年复员到北京我才第一次听到当时已经满大街很时髦的台湾歌手邓丽君，听的时候就很吃惊，觉得这不是靡靡之音吗？发现中国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和我一起生活的小孩、同伴们都在考大学什么的，都疯了似的。当时就有一大堆这种乱七八糟的感知。就想，哎，我试试可能可以用文学表达我这种困惑。

《无主题变奏》这个小说是我1971年写的，有一个朋友看了之后，说这个可别出事，写这样的东西，把你抓起来。然后在一些艺术院校传看。反正就这样吧，一直也没法发表。

直到1985年，咱们国家思想解放了，我觉得这事可能可以尝试一下。我就把小说送到离我们烤鸭店最近的一个地方，我就知道那是一个与文学有关的地方，但是干啥的我也不知道，就因为离得近，所以拿着小说就去了。那时候有一个看门老头，说你干吗？找谁？我说投稿。他说投什么稿？我说小说。他说我们这是诗刊。小说得到东四十四条那边，这老头给我指引之前我根本不知道东四十四条有《人民文学》，我又骑着车过去投稿。过了两三天就有回复，说稿子看过了，很吃惊，很意外，速来部谈。

冯唐：徐星赶上了所谓文学的黄金时代，当时除了徐星，还有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王朔的《动物凶猛》、韩少功的《爸爸爸》等，等于是开创了一个时代。这种开创的方式，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讲，很难想象：两万字就能开创时代了？也太容易了。时代不一样了。

徐星：说实话，当时发表小说出名就跟今天完全不一样，当时出名不出名完全不代表利益。不像今天，郭敬明、韩寒什么的都能成亿万富翁。

我有一个特点，文章写不长。我不会写长东西，直到今天我也觉得 短 是对聪明才智的挑战，长容易，短难。

冯唐：后来又怎么想起写《剩下的都属于你》了呢？

徐星：当时我和北京作协的朋友一起骑车旅行，我的车是刘心武赞助的，我跟他说我要出门，没钱，想买个车，然后他说成吧，就赞助了我一辆 26 自行车。我们用了48天，从北京骑到深圳。

当时骑行旅行是一件 壮举 ，有地方的报纸对我们进行了报道，挺好玩儿的。后来我就想，在路上的状态挺好玩儿的，再加上我们两个人特别穷，不住旅馆。一路上积攒了很多感受，就引发了写小说的冲动。

冯唐：你的写作和阅读关系大不大？公路小说，比如《在路上》等，你自己看过没有？你的阅读跟写作有关系吗？

但消费者对国内销售的婴儿配方奶粉质量依旧信心不足 徐星：看过，不仅看过，我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它们的影响。但是关系不大，可能是在潜移默化中起作用。

我自己有两个特点：如果我能被定位成一个作家，我大概是世界上写得最少的作家，这也是特点。

另外一个特点，我从我的特点、特性里边享受到好多的东西，我愿意无偿地给大家，我的确不为名不为利，所以有自由。这个自由没有疆界，只满足我的心理需求，让我觉得在自己做的事情里边我得到了特别丰盈、美好的享受。

冯唐：你对纪录片的兴趣是怎么产生的？

徐星：我爱文学，文学在我血里流，这是一辈子的事，我会一直爱它。拍纪录片并没离开文学。我建议每一个作家都拍点东西。拍摄 镜头语言，视听的手段 使我受益匪浅，镜头能够捕捉更加真实的细节。有一天我可能扛不动机器了、老了，但是当我坐在家里看我拍的这些东西、再面对我的笔和纸的时候，可能会有不一样的东西呈现出来。这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 先锋 。